新興城市最應該汲取的教訓是，讓城市走在暴雨前面，在建設中提前給城市注入“疫苗”，防患于未然。然而，當代中國的許多新城市建設，都似乎刪減了地下工程，而把地面上的樓層高度和華麗度作為“崛起”的象征。
一場暴雨，幾乎致殘中國最年輕的城市深圳。
150處道路積水，20多處片區內澇，2000多輛汽車受淹，200航班取消，交通大動脈廣深高速暫停運轉，廣深鐵路動車停運。除了街道上漂浮的汽車和抓起的魚，給人些許苦笑外，一個特大問號仍然不肯離開人們的腦際：住在這個城市可靠嗎？
萬幸的是，至今沒有死亡報告。而帶有嘲諷口吻的解釋，比如深圳的排水管是按“一年一遇”的標準建造的，是按照蘇聯模式建造的，也不怎么靠譜。在較早建成的羅湖、福田兩區，水災就很輕，恰恰是近年新建的南山、寶安兩區以及快馬加鞭建設中的光明新區、龍華新區，水災嚴重。
但無論存在怎樣的差別，都不能證明生活在這個城市就是安全的。要是加上雨中人們的德行突然“滑坡”，不遵守交通秩序，不保持出行的起碼規范，焦慮感會油然而生。城建質量，基礎保障，都被一場雨沖刷出失誤，甚至是嚴重缺憾。
經濟學家常說“后發優勢”，無論新興城市還是新興經濟體，都能汲取先行者的教訓，城市更完美，經濟更健康。如果與發達國家的城市相比，深圳所顯示的似乎是相反的案例。
就城建而言，新興城市最應該汲取的教訓是，讓城市走在暴雨前面，在建設中提前給城市注入“疫苗”，防患于未然。水災、內澇、污染、垃圾處理等等，在人類城市建設史上有豐厚的經驗和慘痛的教訓，幾乎為新興城市提供了所有“備注”和現成的技術標準，但是當代中國的許多新城市建設，都似乎刪減了地下工程，而把地面上的樓層高度和華麗度作為“崛起”的象征。
筆者曾體驗過暴雨中的倫敦、巴黎、東京，行車困難，大雨傾盆，也有交通事故發生，但卻從沒有見過街道成河道，社區成水壩。究其原因，是這些地方在一次次的慘痛教訓后著力疏通地下管道，讓市民在非正常天氣下仍有充分的安全感和歸屬感。比如倫敦，從1861年起就在建設地下綜合管溝，把排水管、排污管、自來水管、煤氣管、電信線路一并綜合建設，現在倫敦有22條綜合管道，比地鐵線路還要多。即便如此，英國沒有停步，在新建的城市中采用更為嚴格的技術標準，并根據最新環保節能理論和技術，用法律形式把“可持續排水系統”作為一切建設的起始點。
對城市“排泄系統”的重視，世界各地有先有后。巴黎從1833年就開始布局地下水道系統，前東德始于1964年，美國的城市地下綜合管線基本完成于1970年代，日本則完成于1990年代初期。這里有一個基本的標準，就是城市能夠抵御“五十年一遇”或“百年一遇”的暴雨。
按理說，中國地方政府在城建上擁有比其他國家更大的權力和主動性，在新興城市如深圳的建設上，該比先行性城市更具優勢，更注重地下設施建設，但一次次的城市水災還是發生了。也因此，歐美的媒體只刊發深圳水災圖片，而不作更深入的報道，很有“無語”之感。
無論是深圳還是別的城市，城市擴張的規模和速度可能會超出想象，但降雨量的數據還是有記錄可查。那么為什么不能根據大自然提供的依據，來好好計算一下“排泄系統”的建構？為什么總崇拜想象中只吃不拉的貔貅，而不能從自然原理來考慮城市建設的未來？
需要改變的不僅有政績觀、效率觀，還要改變決策方式，尤其是科學家逆耳的忠言。深圳目前的尷尬本來都可避免，專業人士早就提出建設性意見，但為什么沒有被決策者聽進去？